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”這句名言是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引用的。習總書記說：“古人說：‘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。’很多網民稱自己為‘草根’，那網絡就是現(xiàn)在的一個‘草野’。網民來自老百姓，老百姓上了網，民意也就上了網。群眾在哪兒，我們的領導干部就要到哪兒去，不然怎么聯(lián)系群眾呢？各級黨政機關和領導干部要學會通過網絡走群眾路線，經常上網看看，潛潛水、聊聊天、發(fā)發(fā)聲，了解群眾所思所愿，收集好想法好建議，積極回應網民關切、解疑釋惑。”

　　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”這句話出自東漢哲學家王充的《論衡·書解篇》?！稌馄返闹饕獌热?，就是替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進行辯護。其相對完整的上下文是：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，知經誤者在諸子。”意思是：知道房屋漏雨的人在房屋下，知道政治過失的人在民間，知道經書錯誤的人在諸子。作為哲學家，王充的話是落在“知經誤者在諸子”的。王充生活在經學極盛的東漢時期，但他對那些死守經書、死守門戶之見、輕視諸子的經師們是非常不屑的。在他看來，經過秦始皇的一把火，儒家經典基本上已經燒絕了，但其他的諸子百家卻沒有被燒掉。后來被奉為經典的那些儒家著作，基本上都是漢代建立之后，憑著一些殘簡，以及幾個老儒的回憶加工而成的，內中的舛誤一定不少。糾正這些錯誤，就只能跳出儒家之外，通過諸子百家來完成。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”，都是作為類比的材料，來說明“知經誤者在諸子”的。

　　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”的出處和大致背景就是這樣。盡管在王充筆下，這兩句只是用來說明“知經誤者在諸子”的一則類比材料，但語言一經說出，就擁有了自己獨特的生命與價值。它非常準確地指出，評價政策的優(yōu)劣得失的應該是政策的施行對象，也就是民間百姓——用今天的話說就是“群眾”。

　　為什么作為政策的施行對象，也就是群眾，才最有資格評價政策的優(yōu)劣得失呢？王充說得好——房子漏不漏，蓋房子的人說了不算，住在房檐下的人說了才算；同樣，政策是為了施行的，施行是要看效果的，而這個效果，只有施行對象才有最清晰而直接的感受。

　　這是為什么呢？因為政策的效果不是其制定者所能完全決定的。歷史上那些為了少數(shù)人謀求私利的惡政我們不去說它，即使那些主觀上是為百姓謀利益的善政，也可能會出現(xiàn)這樣那樣的問題。歷史上的王莽改制、王安石變法，從其初衷來講，都是好的。但為什么還是失敗了？其中的原因很復雜。一項政策，涉及到制定者、執(zhí)行者、被執(zhí)行者；三者中任何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出現(xiàn)問題，都會導致政策的執(zhí)行效果大打折扣。比如政策的制定者水平如何？政策推出的時機是否恰當？考慮面是否周全？是否存在漏洞？政策的可執(zhí)行性到底怎樣？政策的執(zhí)行者是否得力？等等。另外，就算這些都沒有問題，政策也有一個時效性的問題，當其所針對的問題解決了，它的歷史使命也就完成了，就必需因時因地制定新的政策方針。這就好比施藥治病，在不同的治療階段，根據(jù)患者的反饋，藥物的選擇、劑量的大小都要隨之調整。一言以蔽之，一勞永逸、十全十美的政策其實是不存在的，對于最優(yōu)的追求其實只能是個相對的過程，并且必須謀求一個動態(tài)的機制來減少或糾正政策的偏失、缺失和漏失之處。

　　站在這個角度上說，我們就會覺得，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”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真知灼見。百姓是政令的直接關切者，他們有著更為切身的體會，對于政令的效用和缺漏有著另一視角的觀察，“問政于民”其實是一個有效的反饋機制和長效的修正機制。

　　聽政于民一向是我國的傳統(tǒng)，從采詩到互聯(lián)網，形式在變，內核依然。網絡為群眾表達情緒意見、參與公共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機會。這正是發(fā)掘群眾意見、檢查理政得失千載難逢的良機，應得到充分利用。

　　對于我們普通人來說，“知屋漏者在宇下，知政失者在草野”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這就是，無論是在工作、學習還是生活中，都不能以自己的主觀意志、主觀感覺作為依據(jù)，更不能固執(zhí)而武斷地判定事情；而要將我們行動對象的真實反饋和效果作為依據(jù)。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，取得有效的成果。

專欄：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中的傳統(tǒng)文化智慧